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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根据我的理解,解释一下佩奇的话。首先网景没有居安思危。让我们先回到1995年。当微软开始开发自己的浏览器时,网景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颠覆性的威胁。这也难怪,因为以往微软击败WordPerfect和莲花公司时,只是利用了自己拥有Windows的优势,而没有赤裸裸地在商业竞争中采用免费的倾销方式。网景当时在技术上明显领先于微软,因为微软早期的IE1.0和2.0简直就像是大学生做的课程设计,有无数的Bug,经常死机,兼容性差,还有很多安全性漏洞。即使是在微软抢走了大部分浏览器市场的头几年里,网景的Netscape仍然比微软的好一些。网景公司当时利润率很高,它认为即使将来打价格战,它也未见得输(它没想到微软把售价压到零)。1994年初,我的同事清华的李星教授告诉我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提出要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互联网,这便是中国互联网的开始。很快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吴建平、李星等中国最早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到美国考察互联网、并且考察生产互联网设备,主要是路由器(Router)的公司。当时很快就定下了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设备,并且很快到了货。很短的时间,中国自己最早的互联网就在大学里诞生了(虽然高能所更早连到了互联网上,但是那实际上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实验室的一个子网)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思科公司,即使今天由于思科公司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用户,知道它的人也远不如知道麦当劳的多,尽管思科有麦当劳的三倍大。但是,如果告诉大家,没有思科和同类公司生产的路由器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那么大家就知道思科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了。思科是一个标准的网络时代弄潮儿,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兴,随着其泡沫的破碎而一度衰落。在2000年,思科曾经在一瞬间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股值最高的公司(五千四百亿美元),那时思科股票一天的交易额超过当时整个中国股市。911以后,它的股票一度缩水85%。那年,思科的CEO钱伯斯宣布了思科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裁员,同时他将自己的工资降到每年一美元,成为世界上工资最低的CEO。这种做法一度被传为佳话,并纷纷为那些愿意和公司同甘共苦的老板们效仿。几年后的今天,思科已走出低谷,并且成为世界最大的设备制造公司。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网上赌博棋牌送25的回顾AT&T百年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为这个百年老店的衰落而遗憾。它曾经是电话业的代名词,而它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创新的代名词,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我和很多AT&T的主管和科学家们聊过此事,大家普遍认为AT&T的每一个大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避免,即使知道它是错的。上个世纪90年代,AT&T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一个机构,没有人对它的十年百年后的发展着想。(我们以后还会多次看到,当一个公司没有人对它有控制时,它的长期发展就会有问题)从华尔街,到它的高管和员工,大都希望从它身上快快地捞一笔。以前,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拆散AT&T而做不到,但是从十年前起,它自行地把自己拆了卖。这样,它不但不能把握过去十年信息革命的机会,反而将自己葬送在互联网的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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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公司的早期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一般是一些非常爱冒险的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加入新开办的甚至是还没有投资的小公司,他们技术和能力非常强,常常每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因为早期的公司要求员工什么都得能干。他们同时对新技术非常敏感,否则他们在众多新兴公司中就不会挑选中那些日后成功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虽然善于开创,但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守成,而后者对于一个大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做事快,但是不够精细,因为在公司很小时,抢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会和新的管理层发生冲突——新的主管会觉得他们不好管。这就如同打江山的人未必能治理江山。这些员工很可能自己出去开公司。而即使留在公司的这些早期员工已经腰缠万贯,原先的动力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留住早期员工,并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成为了每一个上市的科技公司的难题。我们在“蓝色巨人IBM”一章中提出,以大型机、系统和服务为核心的IBM公司很难在PC机市场成功。当IBM继苹果之后推出PC,当年就卖出十万台,实现销售额一亿多美元左右,并实现盈利,这在商业史上是空前的成功。但是,这一亿多美元还抵不上IBM接几个花旗银行计算机系统的合同。IBM的商业模式是将长期的服务捆绑到系统销售中,至今依然如此。应该讲,IBM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习惯于这种一劳永逸商业模式和市场的IBM,很难像推销家电那样辛辛苦苦地推销个人计算机。在IBM公司内部,负责大型计算机业务和银行软件业务的部门的销售额和盈利几乎在所有年头都占IBM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在公司内部的发言权要比PC部门高得多。不要以为成功的跨国公司内部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大公司内部为了部门的利益也时常争得你死我活。如果IBM公司将重点转移到PC上,首先在公司内部就通不过。在对外竞争上,IBM早期主要的竞争对手康柏无退路可言,只好全力以赴去拼搏。而IBM在PC机市场上每遇到一点挫折就退回来一点,发展顺利时就往前多前进一点,如此反反复复。好在IBM的PC业务和它的核心业务并不冲突,因此,它的PC部门才得以一直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前几年卖给联想。当一个市场还处在群雄争霸的时期,一个商业模式适合这个市场,并且在技术上、管理上和市场上综合占优势的公司,无疑最有可能成为竞争的最终胜利者,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当市场上一旦诞生了一个新的猴王,它就成为了这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这时,市场就不可逆转地向着有利于这个主导者的方向发展。其它公司即使在技术上、管理上或者其它方面有一点优势,都不足以抵消主导者在规则制定和解释方面的优势。靠着制定和解释规则,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王者就占了这个领域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市场。网上赌博棋牌送25的首先,创始人很重要。任何梦想家都不足以成事,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实干家。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两类聪明人,一类是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领袖人物,另一类是出点子的谋臣,像郭嘉、诸葛亮。办公司需要的是前一种人。创业者还必须精力过人,因为他们必须能熬得住几年每天在简陋的车库里工作16-20小时的苦日子。他们又必须是多面手,因为在创业初期他们必须干所有的脏活。著名的语音技术公司Nuance的共同创始人麦克.科恩(MikeCohen)博士跟我讲,创业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创办一家公司的初期,小到安装一个传真机这种杂事都得自己干。成功的创业者必须有一个小而精的好团队,里面每个人都得不计较个人得失,同甘共苦,否则成则争功,败则互相推诿。在技术上,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金刚钻,他们的技术必须是不容易被别人学会和模仿的。如果看到雅虎挣钱,就去搞网站,那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要失败的-

在欧洲人行动的同时,美国人并没有闲着,他们似乎比欧洲人更努力。整个欧洲只搞出一个标准,而只有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国居然搞出了三个数字通信的标准,其中两个和GSM一样是基于TDMA的标准,而第三个是很先进的码分多址CDMA标准。(以后有功夫再介绍CDMA,这里就不赘述了。)结果就不用说了,美国注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上注定失败。当苹果公司的iPod以高科技精品的面貌上市,并风靡全球时,便有行家指出iPod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新品,而是一个翻版的MP3播放器。MP3音乐和播放器大家都很熟悉,它们在iPod出现前好几年就有了,而且最初搞MP3音乐的公司也不是苹果。与其它和微软竞争的失败者相比,Novell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几乎没有犯错误。如果说它有什么不足的话,可能在执行力上比盖茨领导的微软有所欠缺。但是,胜利者只能有一个,只要微软垄断微机操作系统,Novell在操作系统上输给微软便是注定了的。Novell无疑知道微软的垄断是阻碍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2000年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反垄断的官司中,它是最重要的证人。2000年初审判决决定将微软一拆为二,Novell原本可以喘口气,但是,2001布什上台后为微软翻了案,Novell从此掉进了永无天日的深渊。虽然后来Novell把Linux介绍给了它NetWare的用户,并把NetWare与Linux结合起来,总算活了下来,但是已经在网络市场上降到二流的地位。NetWare从企业的视野中消失,只是时间的问题。英特尔公司由戈登?摩尔(GordonE.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于1968年创立于硅谷。此前,摩尔和诺伊斯在1956年还和另外六个人一起创办了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同IBM、DEC和惠普等公司相比,英特尔在很长时间内只能算是一个婴儿。说它是婴儿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是个人数少、生意小的小公司,第二,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公司如IBM、DEC都是自己设计中央处理器,因此这些计算机公司代表了处理器设计和制造的最高水平,而英特尔生产的是性能低的微处理器,是用来补充大计算机公司看不上的低端市场。单纯从性能上讲,英特尔八十年代的处理器还比不上IBM七十年代的,但是,它的处理器大家用得起,不是阳春白雪。即使在七十年代末,英特尔公司生产出了著名的十六位8086处理器,大家仍然将它看成小弟弟。在很长时间里,英特尔的产品被认为是低性能、低价格。虽然它的性价比很高,但并不是尖端产品。

一些天使投资人独立寻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人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小的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者有限伙伴关系(LimitedPartnership,简称LP),通常称作天使投资社AngelFirm来共同投资。天使投资社的经营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有的是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共同投资;有的是每个人自己选项目各自投资,同时介绍给社里,社里会加倍投入(Match)该天使投资人所投金额。其实,约翰.多尔和麦克.莫利兹投资Google是就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两人每人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投给Google,同时他们所在的KPCB和红杉风投拿出同样(可能更多)的钱也投到了Google上。当然,有些天使投资社管理更灵活,当某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一个公司后,其他合伙人可以选择跟进(Follow),也可以不跟进(Pass),没有什么义务,大家坐到一起只是为了讨论一下问题而已,共同使用一个律师和会计。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它给人机会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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